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历史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三个条件：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历史进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1]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事件纪实
1937年7月，周恩来等与蒋介石等在庐山谈判。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
1938年3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
1940年7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重建新四军。
1941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香港大营救开始。
1944年5月，毛泽东提出解决国共关系方案。
1945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发动对日军发动全面进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行。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收复台湾。
1946年1月，国共第三次谈判在重庆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6年，美国援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方针策略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他还说：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进步势力
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和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为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创造了条件，也为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间势力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第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抗日战争时期，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党靠拢。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今天，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就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演变而成的。我还可以举出中国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间势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有：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顽固势力
顽固势力指的是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和指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据此，中国共产党以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对待它。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历史意义
内部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于同年8月和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十二万五千余次对敌作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外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早在酝酿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指示中共应当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还从中斡旋，为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努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苏联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法等国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支持和平解决。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最终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长期得到苏美英等盟国的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维护国共合作关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来华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希望两党能团结抗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会谈，并向蒋声言："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 。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国共关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后，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华莱士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
